批判性史觀下的攝影書寫與洞見：試評張世倫的《現實的探求──台灣攝影史形構考》

文──郭力昕

引頸企盼多年後，影像評論家張世倫的攝影論述《現實的探求──台灣攝影史形構考》（影言社，2021）終於問世。張世倫在此之前的各類寫作質量俱豐，他厚積之下的第一份專書出版不負眾望，是一份含金量極高，又具有開創性的書寫（a seminal writing）。我認為，以台灣的攝影論述出版經驗來看，這本書可視為中文讀書界應該關注的一個「事件」，值得攝影文化領域的人與普遍閱讀界重視、珍惜。

在此書之前，一些研究台灣攝影史的先行者，先後出版過他們階段性的或斷代的攝影史研究成果，俱是可敬的努力。然而，在許多人仍期待能出現一本大部頭、完整且權威的台灣攝影史之前，《現實的探求──台灣攝影史形構考》（以下簡稱《現實的探求》）超前了一個層次，因為作者書寫了一本反思（台灣）攝影史如何形成的攝影史。也就是說，張世倫在進行對台灣攝影發展歷史的描述與考證時，他同時在做的，是將那些既有的資料與既存的說法，予以問題意識化。

所謂問題意識化攝影史料和既存說法，是不以既有的資料或觀點，寫定攝影在不同時期的發展與理解它們的方式，進而建構出一套斷然、「權威」的敘述方式，而是重新打開既有資料與論述之外的理解空間，讓隱藏在資料與論述之下的細節、經驗或看法得以眾聲喧嘩，爭辯歷史見解的複雜性與多義性。許多既有的攝影史書寫，與紀實攝影常被批評的實證主義霸權性格，倒是相互呼應：兩者都傾向以相信證據的「可見性」，以片面／局部提供事件或歷史一種整體性的理解或詮釋，排擠了其他理解的可能。

問題意識化台灣攝影史，同時也就將台灣攝影史政治化（politicising），而這是台灣攝影歷史論述比較欠缺的書寫取向。當我們以一張照片來論攝影時，它可以是一門技術、一種美學形式，或者內在的、本質論的討論閱讀影像的經驗。可當我們面對一個時代的攝影文化、現象或代表性材料時，則必須要將攝影發展史裡的文本與文化，賦予脈絡性的研究或提問，歷史化這些材料與經驗。去歷史脈絡的攝影史書寫，即便堆砌了豐富的資料，卻缺乏辯證性的提問或觀點，容易成為去政治性的書寫。當然，去政治的攝影史同樣有政治作用，它可以服務一種主流的政治話語，儘管不見得是書寫者蓄意的目的。

誰的攝影？誰的歷史？

張世倫在《現實的探求》前言裡，開宗明義的強調，這本書希望裂解攝影史的單一建構方式，成為具有多義性、異質性的潛在複數歷史（potential histories）。這讓我們回想起西方主導攝影文化與歷史書寫的國家，在攝影史出版上曾有的經驗與轉變。被許多人視為攝影史經典甚至「聖經」的博蒙特．紐霍爾（Beaumont Newhall）的《攝影史》（The History of Photography），大寫的History前是一個霸氣的定冠詞：它意味著人類的攝影發展史，已盡在此書之中。然而，這只是一本以美國和西歐之主流攝影發展經驗的書寫；即使30多年間不斷改版與增訂，這個書名與內容取向未曾改變。

當另一位攝影史學者娜歐蜜．羅森布魯姆（Naomi Rosenblum）出版其大部頭著作《世界攝影史》（A World History of Photography）時，她的書名已經懂得從「The History」換成比較謙遜的「A History」；儘管翻看書中內容，這份「世界攝影史」裡非西方攝影師的作品僅聊備一格，而它的「世界」也只是西方攝影師在一些非西方地區取材的影像罷了。而攝影史學者約翰．塔格（John Tagg）的經典理論文集《表徵的重負：論攝影與歷史》（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: Essays on Photographies and Histories），則是對西方紀實攝影文化的批判性分析，書名上的攝影與歷史兩字，也都換成了複數名詞。

不以編年史的方式鉅細靡遺陳述人事時地物的《現實的探求》，在16個主題篇章裡，將此書對台灣攝影發展歷程的提問與觀點，依發生的先後順序，組織在5個時代區塊裡。第一章先從理論出發，援引幾位後殖民觀點的文化理論學者對檔案與國族建構的理論，犀利的為此書的核心提問劃出重點：攝影這項西方科技文明的產物，是否讓隱含國族想像的台灣攝影史書寫概念，不自覺陷入一種「後進」地區（如台灣或亞洲）一味認同或模仿、追趕歐西國家的現代性或「先進性」？

在這個作為主軸的問題意識下，第二章檢視19世紀後期，西方帝國為搜刮資源而進行全球擴張的行為下，因各種自身利益於台灣留下的攝影紀錄，在吾人回顧台灣這些影像檔案時，應如何看待它們存在的意義。這些西方的旅行家，例如一般被視為台灣攝影史起點的湯姆生（John Thomson），傳教士（例如馬偕醫師），或帝國派任的行政官員（例如近日因《斯卡羅》電視劇情引發爭議的法裔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），他們的攝影作品檔案，與台灣歷史主體如何建立，是作者提醒我們需要審慎思考的問題。

日本殖民凝視下的台灣影像

第二個時代區塊是1895～1945，也就是日本帝國殖民台灣的半個世紀。《現實的探求》以5個篇章、150餘頁的篇幅書寫發生在這個時代的台灣攝影，可見張世倫對梳理日殖時期台灣攝影發展經驗的重視，認為對其進行提問有迫切的需要，以及對其研究的用功程度之深。延續此書對19世紀後期西方帝國擴張下的攝影作為及其遺產的提問，《現實的探求》對日本帝國在南進台灣之殖民建制下所打造的「視覺政體」（scopic regime），通過攝影（當然也包括繪畫、紀錄影片等其他視覺形式）在台灣全面展開的殖民現代性，及其「暴力式的姿態」，做了具政治經濟學視野的深刻的脈絡分析與批判論述。

在研究寫真帖與繪葉書現象的篇章裡，《現實的探求》提醒我們，雖然印刷術技術的演進促成了這類攝影製作的風行，但日本帝國為了擴張自身對殖民地的治理需要和權力操作，才是這些具檔案價值之攝影實踐最關鍵的歷史脈絡。同樣的，通過寫真帖裡的「台灣八景」，或者由日本政府出版的《台灣鐵道名所案內》這類鐵路旅行指南裡的風景照片，殖民者建構出一套關於台灣這個南國熱帶島嶼風情的視覺想像。這原是要提供給日本內地民眾的風景凝視，至今又相當程度的被接收為台灣國族認同的視覺符號。

至於作為殖民治理下的「民俗」攝影，以人類學田野方法對台灣原住民進行的系統性攝影調查，例如最有名的鳥居龍藏和森丑之助，仍是假學術之名為殖民政權進行之「理蕃」工作的一環。而在殖民後期日本軍國主義高漲時的「國策寫真」，更是將原本新聞攝影性質的「報道寫真」，轉化成同時對內地與殖民地人民進行政治宣傳的「寫真報國」工具，以達為戰爭儲備兵源或建立思想準備的方法。

此書指出，在日殖時期的攝影生產，無論寫真帖、風景照或民俗攝影，在官方的操控之外，也都有台灣民間的創作縫隙，值得研究攝影史的人仔細梳理；但我們不能不假思索地將殖民者為了有效統治而生產的各類影像，方便省事的移交到自己手上，成為建立台灣攝影歷史主體的材料。今日許多不依靠國族主義論述就進退失據的人，在電影、文學、歌曲或其他藝術創作形式裡，為了抵抗國府政權與中國壓迫而緬懷、擁抱日本殖民政權的各種懷舊經驗，甚至據以建立「台灣主體性」，這種奇特的創傷經驗與救贖之道，相當匪夷所思。張世倫對帝國殖民現代性的攝影史料分析，是《現實的探求》裡最雄辯、最發人深省的叩問之一。

島嶼上外來勢力留下的變遷

1945年二戰結束，同時結束了日本的50年殖民歷史，台灣進入現代社會。然而，何謂「戰後」？「現代」的概念是什麼？日本殖民者退場後，在冷戰年代裡美國的進場，對台灣的攝影與政治、社會和文化，又意味著什麼？《現實的探求》以3個篇章，從戰後到約略於1960年代結束為止，做了細緻的描述和分析。

1970年代到1980年代是第四個時代區塊，攝影的實踐從業餘和沙龍回到本土與紀實，此書對這個年代的攝影實踐、特別是紀實攝影的概念，有相當深入的討論。最後兩章則是探討1990年代起，關於許多攝影創作轉型為當代藝術的現象，以及「太陽花運動」裡的攝影實踐。由於晚近年代的台灣攝影發展，仍是許多人的直接經驗，基於篇幅我於此暫且不多做摘述。

《現實的探求》的後殖民批判史觀，讓我們清楚看見台灣攝影發展歷史裡，幾個外來勢力帶給這個島嶼的影響：19世紀後期是歐洲帝國及其各類隨行者，20世紀上半葉是日本帝國殖民政權，二戰後是國民黨政權為反共、政宣或去政治的攝影實踐，以及美國軍事與文化勢力的植入。這些影響至今不衰。台灣的攝影發展方式與現象，必然緊密扣合著台灣的歷史命運與政治發展本身；我們只能奮力在曾經長期無法自主的大歷史裡，漸次展開具有主體意義的攝影實踐，並逐漸蔚為大觀。

張世倫這本重量級的攝影歷史書寫，給予我們焦距清晰的攝影史觀，與不能迴避或偷懶的問題意識。此書每一章節的綿密思考和犀利提問排山倒海而來，以極為紮實的知識準備和思想厚度，將豐沛的攝影資料與參考文獻，鋪陳為引人深思的提問或論證。《現實的探求》在首章與其他需要的地方，引用了一些理論；作者強調那些挪用不是「西方理論／在地裝配」的工具性操作，而是提醒我們影像與權力之間的關係，比我們想像的複雜。這樣的反思能力，其實在學院的生態裡反而並不常見。

《現實的探求──台灣攝影史形構考》因此有著多重的價值：它提供了台灣攝影發展中的許多重要作品、事件與歷史經驗，開拓了讓讀者思考的辯證性、「生成式」（generative，作者用語）的攝影史論，留出許多書寫攝影史可以繼續努力與著墨的空間，同時示範了一位書寫與提問攝影史的作者，對書寫攝影論述時勤於反身自省的態度。這本書不止寫給攝影史或影像文化的愛好者與研究者，所有對台灣藝術史、政治史，或對國族議題有興趣的讀者，都值得參考和細讀。

（本文原載自「獨立評論@天下」，感謝作者及「獨立評論@天下」授權轉載）

郭力昕，影像文化評論者、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暨院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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